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

——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

作者：王宁　来源：孤独书斋　点击：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p74-98

　　提要：本文运用政府文献分析法，对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消费制度的转型及其逻辑进行了宏观分析。本文认为，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国家对消费的制度安排，同劳动激励的方式和状况密切相关。消费制度与劳动激励关系的变化，又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不难辨认出国家在居民消费生活和劳动激励上的制度安排的逻辑轨迹。

　　关键词：消费；劳动激励；合法性；理性化；制度转型。

　　*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资助；同时也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批准号01BSH018），特此致谢。

　　一、问题的缘起

　　消费制度转型是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著述中，虽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结合消费来探讨社会转型（Davis ，2000，2005；Walder ，1986；陈昕，2003；郑红娥，2006），却鲜有论著专门分析消费制度及转型规律问题。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探讨了中国消费制度的变迁（杨圣明，1989；林毅夫等，2002；李通屏，2005；房爱卿等，2006），其视角却局限于经济学，忽略了消费制度变迁与非经济变量，尤其是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等社会学变量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中国城镇自5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消费制度转型及其规律进行"鸟瞰式"的宏观分析。

　　所谓制度，根据诺斯的定义，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诺斯，2004：10）。倪志伟也指出，制度"是支配社会关系的一套相互关联的规则和规范，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构成，这些约束形塑行动者的选择系列（choice2set）"（Nee ，1998：8）。本文将沿用这一新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不过，本文只分析正式消费制度，不涉及非正式制度。在本文中，消费制度指的是国家通过消费政策或行政命令与法规而对国民的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所做出的正式安排，这种安排构成了居民消费选择系列的约束。换言之，在实际生活中生效的国家消费政策构成正式消费制度。

　　毋庸置疑，中国城镇的消费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关这一变化，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林毅夫等人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抑制消费的宏观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是出于在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了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劳动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林毅夫等，2002）。杨圣明探讨了中国消费体制的演变，认为中国在3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形成了消费三步曲：抑制消费、补足消费和刺激消费（杨圣明，1989）。李通屏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从1949年以来的消费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则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李通屏，2005）。房爱卿、范剑平、朱小良等人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的变化。他们把国家的消费政策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抑制消费政策阶段（1949-1978年）；第二，补偿消费政策阶段（1979-1988年）；第三，适度消费政策阶段（1989-1997年）；第四，鼓励消费政策阶段（1998-2004年）（房爱卿等，2006）。郑功成等学者则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评估（郑功成等，2002），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集体消费制度。

　　这些论著描述和分析了中国消费政策与消费制度演变的过程、阶段和趋势，但是，由于仅仅局限于从各种经济学变量（或因素）来解释消费政策与制度的变化，故而未能超越经济学的视野。从学术分工的角度看，这样的学术取向是无可厚非的，但单一的学科视角毕竟是有局限的。事实上，消费政策与制度的变迁不但涉及经济学的变量，而且也涉及各种非经济学变量，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变量等。社会学角度无疑有助于说明非经济学变量对消费制度的影响。

　　本文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中国，消费制度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过程，而是嵌入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治理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中，并受到这些条件的约束的。本文认为，在影响消费制度安排的众多因素中，劳动激励方式是最为关键的条件之一。换言之，消费制度安排与劳动激励状况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要了解消费制度的演变，不能离开对劳动激励方式的考察。但是，消费制度与劳动激励的关系演变，受到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由此引出我的研究问题：消费制度的安排与劳动激励状况是什么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导致二者关系发生变化的更深层的条件又是什么？

　　本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集中于城镇地区。本文采纳了政府政策文献分析法。围绕劳动激励与消费制度的关系问题，笔者对建国以来重要的相关政策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由于政府文献繁多，资料的分析涉及如何筛选的问题。我所采取的筛选标准是看这些政策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对行动者的选择系列实际地发挥约束作用，就是说，是否构成相对持久的制度性安排。资料分析采取了"主位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首先从政策决策当事人的立场出发，根据当事人对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的感知（感知到的现实）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及其相关决策行动。然后，联系当时的社会情境，分析政策选择背后的逻辑脉络和路径。

　　本文认为，尽管一般而言政策的形成涉及多方参与和博弈，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对国家的重大政策的制定却具有关键性、全局性的影响。所以，尽管这些政治人物是一些个体，他们却不是普通的、在微观层面上行动的个人，而是"宏观行动者".他们的政策理念、观念和决策，左右了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方向。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不能不研究国家的行动。而要研究国家，不能不"把人带回到国家中来"（Levi，2002：33；转引自陈那波，2006：205），因为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行动者，国家的行动不过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群的行动（陈那波，2006：205）。

　　二、劳动激励与消费抑制之张力：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形成

　　在以集权为特征的当代中国，国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行动的一个后果。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如何消费，并不完全是个体层面上的事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约束。由此可见，戴慧思等人所倡导的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消费变迁，依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视角（Davis ，2000）。

　　但是，众所周知，在全能主义国家，社会实际上已经被国家"殖民化"了，也就是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与国家相对的社会。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明显。事实上，与国家相对的，不是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有机社会，而是由一个个离散的个体、家庭或群体构成的机械集合体。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视角事实上可以转变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隐性交换关系。但是，双方在不同的时期，所交换的东西可能是不同的。而所交换的东西的变化，往往导致二者关系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来看，国家用什么、并且要从个人那里交换什么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看看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约束。早在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产生了"现代化冲动"，并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远期是实现共产主义）。①「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奥克肖特所说的"事业结社型"国家，而不是"公民结社型"国家（详见Oakeshott ，1975）。」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国家必须迅速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集中一切人力和物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目标（林毅夫等，2002）。为此，国家于1953年实施了"统购统销"制度，并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之后，国家至少与个人进行了两种隐性交换：第一，用国家施恩（阶级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消灭、终身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等）来交换个人基于感恩心理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第二，用国家承诺（未来的幸福理想和美好蓝图）来交换个人对目前阶段的抑制消费（"滞后享受"）的同意。换言之，国家用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①「"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展开对该概念的语义辨析。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将"合法性资源"界定为国家或组织所拥有的民望、声望或威望，以及获取这些民望的途径和资源。合法性资源的多寡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或组织的接受、支持、拥护和顺从程度。」（包括国家施恩和国家承诺）来换取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抑制消费的接受。

　　第一种交换是为了提高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要带领人民实现国家的目标（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在物质激励的幅度受到较大约束的前提下，借助某种非物质资源来激发人民的劳动动机（劳动热情和积极性）。这种非物质资源之一就是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它体现为国家所带来的"解放效应"（"民族解放与独立"、"劳动人们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庇护主义"（全方位的免费福利和社会保障，即集体消费制度）。在这里，就业保障和单位福利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劳动人们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的证明之一。国家通过对城镇职工进行施恩和庇护，唤起城镇职工的感恩、忠诚和劳动积极性。不过，这种交换不是一种显性交换（显性契约），而是一种隐性交换（隐性契约）。

　　第二种交换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国家的使命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目标。为了在物质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度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用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为此，国家要求居民"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搞建设"，以便提高积累的比例，节省一切能够节省的资源用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例如，刘少奇早在1950年就指出：

　　为了保卫中国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而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我们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以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刘少奇，1985/1950：7）

　　那么，国家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个人对抑制消费水平的同意呢？毋庸置疑，国家通过1953年推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将基本消费生活资料的控制权垄断在自己的手里，使得个人不得不接受国家所规定的消费水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个人是被迫接受国家的限制，那么，个人必然在劳动行为上做出某种"抵制"（如：消极怠工）。①「在1953年，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对国家来说还没有构成突出的问题，因为那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私营企业里的工人受到劳动纪律和传统工作伦理的约束。所以，这个张力的广泛出现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然而，从历史和统计资料看，人们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之所以如此，既有国家"施恩"的原因（如：终身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有国家"承诺"所导致的人民对未来的期待的原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一定范围内有限的物质激励以及履历激励的原因）。②「魏昂德认为，根据他对受访者的访谈，积极分子的积极并不单单是为了物质利益或个人前途（履历利益），也不单单是出于大公无私。事实上，对大部分人而言，劳动动机是多样而模糊的，包括履历发展的好处，物质回报，官方表扬以及荣誉地位，党的道德赞同和认可，等等，很难说哪一种最重要（Walder，1986：146）。」国家通过向人们承诺未来的理想蓝图，而换取人们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亦即"集体滞后享受"）。

　　这两种交换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加强的。一方面，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促进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从组织资源层面看，由于按照权力金字塔结构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使得社会被高度组织化了，国家的"命令性权力"大大提高。从合法性资源层面看，由于国家具有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和新的合法性来源（如：国家承诺），使得国家的"说服性权力"大大增强。凭借"命令性权力"和"说服性权力"（二者均构成社会动员能力），国家便可以极低的交易成本实行全民低工资，限制居民消费水平，腾出消费资源用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当几乎所有的基本消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国家的以行政手段为特征的社会动员能力无形中也大大提高了。

　　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从个人那里所"交换"的东西，主要是劳动积极性和对限制消费水平的同意。消费制度与劳动激励之间因而具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在建国初期，抑制消费的制度与劳动激励之间事实上是存在张力关系的。这一张力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主要是因为国家当时有着十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国家施恩与国家承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说服性权力"。

　　从操作层面上看，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做出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以后，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的"神圣化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阶段（1956-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突出精神激励、冻结物质激励的阶段（1965-1977年）。如果说在"四清"运动以前，奖金等有限的物质激励机制还在起作用，那么，"四清"运动之后，"非物质化"的神圣化激励机制占据了支配地位。神圣化激励机制之所以形成，主要在于物质激励的幅度受到约束，只能借助非物质资源的激励（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弥补。

　　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人性是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改造的，自私自利是可以克服的。而精神力量一旦被调动起来，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正如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阐述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反过来也可以转变为物质（毛泽东，1986a/1963）。正是由于思想观念的重要性，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1977/1955：243）。

　　魏昂德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把对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看作是惟一有效的唤起居民奉献和服从的手段（Walder，1986：122）。党在对工人阶级进行动员的过程中，实际上把适用于党员的行为和思想标准扩大到全体居民。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行为和思想标准来要求全体人民，构成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特色（Walder，1986：123）。

　　就其实质来看，神圣化激励机制是国家的"说服性权力"在基层组织中的实施，主要体现为以下各种制度性措施：第一，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和城镇各单位的思想政治动员（通常体现为单位的常规化的政治学习活动①「单位政治学习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是从1964-1965年开始的，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期。」、谈心活动等）；与此同时，各单位也对各种的错误思想和劳动态度进行批评教育（或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劳动竞赛制度、评比与表彰积极分子与先进分子的制度。通过劳动竞赛和评选与表彰"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树立劳动典型。第三，党团员和干部的模范示范制度，通过"先进"带动"后进"，提高车间和单位的整体劳动热情或工作积极性。第四，借助免费福利制度和充分就业制度等福利系统，来体现党和国家对职工的关怀、爱护与庇护，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唤起人们的知恩图报、积极奉献的意识。

　　神圣化激励机制虽然强调思想政治动员，强调个人的奉献精神，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基层单位领导在给予积极分子以荣誉和精神的回报之外，依然给予一定的物质或机会的回报。魏昂德描述了这个机制的运作过程，即以"表现"为依据的奖惩机制。他认为，虽然"表现"是一个模糊的字眼，但人们却能根据心照不宣的规则评判某个人的"表现".它既包括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观念，又包括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义务加班与奉献精神、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以及个人生活作风（如：是否俭朴或是否贪图享乐，男女关系是否检点等）等等。在工资尚未冻结（1963年以前）和奖金制度尚未取消（1965年）之前，单位是依据对个人"表现"的评价来评定个人工资级别、奖金的等级数额的。但是，在工资冻结期间（1963-1977年）和奖金制度取消以后，物质激励也几乎冻结了，代之而来的是"机会激励"，尽管这种"机会"有时是物质性的（如：分房），但绝大部分是履历性和荣誉性的，如：个人履历的好处（入党、入团、提级、提干）和精神荣誉（表彰）等等。相反，如果"表现不好"，尽管不会被扣工资或解雇（只有犯罪才会被解雇），却可能被领导批评，责令作检讨，严重的还要在大会上作检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批评和检讨是对个人很大的羞辱和道德惩罚（参见Walder，1986：132-143）。所以，如果说积极分子为了争取上述奖励而积极表现，那么，非积极分子则形成了一种"被动防御"的取向（Walder，1986：153），以避免因表现不好而遭致批评、做检讨或被领导"穿小鞋".所以，通过这种微观机制，非积极分子会表现出一种"仪式主义的顺从"（Walder，1986：147），而积极分子则往往会表现出"竞争性的无私"（Whyte ，1974；转引自Walder，1986：150）。

　　尽管神圣化激励机制在劳动态度和动机上造成一种分化的结果，即积极分子群体和非积极分子群体的分化，在70年代以前，这个机制却成功地阻止了消极怠工的大面积出现。尽管不是每个职工都能当积极分子，但是，长期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回报的政治化"（Walder，1986：160），使得政治忠诚、组织顺从、积极劳动和生活俭朴已经成为大部分职工的一种"第二本性"（Walder ，1986：155）。神圣化激励通过"说服性权力"而塑造了"本能"的政治顺从者和尽职劳动者。

　　可以说，至少对积极分子群体而言，正是由于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作用，使得个人在一段时期内（70年代以前）既能忍受清贫的物质生活，同时又能保持"积极"的劳动热情和"旺盛"的干劲。他们不但能够在消费生活上"艰苦朴素"，而且能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努力工作，积极奉献。因此，他们不仅是消费生活上的"苦行者"，而且是工作和事业上的"奉献者".在国家"说服性权力"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节俭为特征的"苦行文化"和以"不计回报"与"自我牺牲"为特征的"奉献文化"的"联姻".人们既能约束和抑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同时又能保持积极的劳动动机。导致这二者同时并存的主要条件是神圣化激励机制。

　　三、从神圣化激励向世俗化激励的转型

　　一旦神圣化激励机制失效，苦行文化和奉献文化的"联姻"将发生崩溃。可见，苦行文化和奉献文化的结合是脆弱的，因为神圣化激励机制是脆弱的。为什么呢？神圣化激励的作用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神圣的目标、理想或对象不容玷污。第二，国家承诺不容违背，因为这种承诺正是一种神圣的目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1971-1972年以后），神圣化激励机制开始失效了，部分原因是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两个前提在"文革"时期遭遇了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在"文革"以前就开始了（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是，只有到"文革"中后期，它才表现得较为集中：第一"，文革"期间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使得原来显得神圣的理想和目标不再具有过去那种神圣的魅力；第二，国家承诺落空。尽管从1957年起工资调级几乎停滞了（国家只是分别在1962年和1972年对工资做了小幅调整），并经历了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但由于60年代初国家对经济的整顿和调整，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文革"前夕还是有了较大提高。但是，"文革"开始后，随着1965年奖金制度被彻底废除和职工工资的长期冻结（1963-1977年），大部分职工实际生活水平趋于下降。那些在工资冻结期间就业的职工比起以前的职工生活更为困难。与工资冻结同步，住房问题也不断趋于恶化。凭票定量供应的副食品和消费品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同时，供给也不断恶化，有钱有票也未必能买到东西，为了获得消费必需品"，走后门"现象开始蔓延（Walder，1986：191-201）。国家的承诺，在经过人们20来年的积极奉献以后，未能得到兑现、未能满足人们的预期，逐渐失去了神圣性。

　　神圣化激励机制一旦不那么有效了，人们的消费抑制和劳动动机之间就会发生另外一种关系。即是说，由于生活水平始终难以提高，人们便不愿像过去那样拼命苦干了。生活的长期贫困和"感知到"的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例如，工人有八级工资制），使得一些特定年龄群体职工开始消极怠工，劳动积极性开始降低了（Walder，1986：197-201）。用魏昂德的话说，劳动力"去道德化了"（Walder，1986：205）。特别是在1971-1972年以后，职工的劳动纪律松弛了。"文革"的政治冲击使得单位领导的权威衰落了，由于加强劳动纪律管理会带来政治风险，所以单位领导不敢、也不愿抓劳动纪律管理了。管理层纵容了劳动纪律的松弛（Walder，1986：205），他们只能借助政治学习和充满政治口号（如："抓革命、促生产"等）的周期性生产运动来试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Walder，1986：208）。但这种神圣化激励机制却已经不再有效。由于干好干坏在收入上是一样的，使得不论是工人还是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在很大程度上下降了。人们这种微观的劳动态度导致了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Field，1983）。结果是，人们感觉到，一方面，人们"忙"得很辛苦，另一方面，人们却始终难以解决消费品短缺问题。而消费品短缺，反过来使得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难以提高；更致命的是，它助长了人们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来谋取特定的物质利益（如：分房、泡病假等）（Walder，1986：210-211）的做法。这种不公平竞争现象进一步瓦解了神圣化激励机制的效用，加剧了劳动力的"去道德化"（Walder，1986：211）。与此同时，政治运动中的不断批评和指责，反而使得工人心生反感和怨气，干群关系紧张，积极分子被孤立，而工人则频繁地将工厂的东西偷回家，或通过索取假病条来泡病假（Walder，1986：212-219）。显然"，文革"期间强化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动员并没有达到劳动激励的目标，是失败的（Walder，1986：219）。

　　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失效导致了节俭文化与奉献文化"联姻"的崩溃，这使得"文革"期间被"打倒"、"文革"结束后出来工作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激励机制作为替代。那么，这个激励机制是什么呢？不论是作为权宜之计，还是作为根本出路，它都只能是世俗化的激励机制，即以物质刺激为主的激励机制。正如林毅夫等人所说的，改革开放最初的实践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劳动激励机制，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林毅夫等，2002）。也就是说，通过改革劳动动机的激励机制，国家试图解决神圣化激励机制失效所遗留下来的劳动动机不足的问题。

　　但是，仅仅通过增加工资而不改变那种不合理的传统产业结构（农、轻、重比例失调），增加了的工资也难以买到消费必需品。所以，为了使得物质激励起到充分的作用，国家调整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关系，大力发展消费品产业，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

　　国家放弃了20世纪50年代所奉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先生产、后生活"政策，转而实行改善和补偿人民的消费生活的政策。而之所以如此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所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党和国家声望的下降。

　　既然提高人民消费生活水平具有重构国家合法性的功能，那么，国家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消费品的供给。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方面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增加消费的比重，大力发展消费品产业；另一方面，恢复奖金制度，对长期冻结的工资（调级）进行"解冻"，提高职工工资，落实"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对劳动者实行物质刺激，以物质报酬的方式调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与效率。很显然，注重效率，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因为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没有效率，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威信，从而合法性也就难以重建。于是，效率逻辑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工作所遵循的主要逻辑。与此相联系，工作动机的激励不再是以神圣化激励为主，而是以世俗化激励为主，即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物质取代精神而成为劳动激励的主要方式。

　　从个人层面来说，人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奉献者"，而是逐渐变成了"自利人"，即可以合法地追求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利益的人。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的改革，使得个人与国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契约关系。随着人们的奉献文化让位于自利文化，苦行文化也让位于消费文化，物质财富和消费品的占有成为人们奋斗的一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物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工作与生活的动力之一。

　　四、私人消费制度的转型：从理性化逻辑到合法性逻辑

　　上面已经说过，在短缺经济时代，就私人消费领域的制度安排来说，当国家有着丰厚的合法性资源之时，国家便可以采取抑制消费的制度而不担心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但是，当国家的合法性资源遇到危机的时候，国家便不得不改变抑制消费的制度，并将改善人民的消费水平当作恢复合法性资源的途径（以及提高城镇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措施之一）。可见，合法性资源是影响私人消费制度安排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变量。那么，是否可以说，由于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不同，国家在做出私人消费制度安排时所遵从的逻辑也不同呢？如果这些逻辑不同，那么，它们分别是什么逻辑呢？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对私人消费制度的安排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约束。它们包括：第一，物质资源约束。建国之初，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极度落后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存在一种强烈的摆脱农业国的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冲动".第二，传统伦理约束。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节俭伦理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完全的继承。共产党在先前的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是一种达到极致的节俭伦理。受"根据地节俭伦理"的影响，国家存在着将"根据地节俭伦理"向全国人民推广的倾向。第三，意识形态约束。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有着自己的一套宏伟的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性目标，它的所有活动都是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第四，苏联的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的封锁，中国政府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所有这些约束汇总在一起，使得国家走上了建立抑制私人消费的制度安排。为了在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度动员和组织人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国家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高自己的资源动员能力，并因此而采取抑制消费的政策（低工资，提高积累的比例，降低消费的比重），以减少居民在消费上与工业化争夺资源的可能。

　　从政策取向看，国家之所以能在建国初期贯彻落实抑制消费的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是因为国家有着很高的声望，有着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作为政策的支撑。在国家看来，国家目标高于一切，事关全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为了这个目标，这一代人有必要在消费水平上做出牺牲。在国家领导人看来，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①「毛泽东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毛泽东，1986b/1956：726）」当国家目标与居民消费欲求之间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国家只能暂时牺牲一代居民的消费欲求，限制他们的消费水平，以保障一切资源优先用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所以，国家在居民的消费欲求问题上所制定的政策，遵循的是"理性化逻辑"（即：手段合理性逻辑）（表1）。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国家看来，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一种必要手段、一种理性选择。即便这种制度安排可能引起居民的不满，国家也力推这种制度。

　　最能体现这种理性选择的消费制度，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它由陈云设计（陈云，1984/1953：202-206），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在1953年10月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对中国宏观消费制度发生重大影响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建议。毛泽东在对会议进行总结时表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详细办法以后讨论？？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毛泽东，1999/1953：295）。毛泽东在肯定了粮食征购的必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粮食配售的必要性。他说"，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毛泽东也意识到统购统销工作的难度"，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他主张，"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毛泽东，1999/1953：297）。显然，尽管毛泽东意识到粮食配售（即统销）会引起市民"不满"，但为了国家的长远目标，依然坚持推行。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粮食配售有利于国家在粮食短缺条件下对私人的粮食消费欲求进行限制。显然，国家领导人不惜因为粮食的"统购统销"而与农民和市民"打一仗"，是因为他们在"合法性考虑"和"理性化考虑"权衡中，选择了后者。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如此选择，也正是因为当时党和国家有很高的声望和丰厚的合法性资源可资利用，因而并不担心国家的合法性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示了抑制消费的权宜性和手段性（理性化逻辑）：

　　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某些生活上的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因为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周恩来，1993/1954：586）

　　在国家领导人看来，抑制消费是人民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是一种权宜性手段，目的是换取国家的长远利益。显然，在消费安排上，国家推行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滞后享受".

　　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的各项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和国家领导层在当时是具有非常高的合法性自信的。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具有丰富的合法性资源可资利用（同时也由于国家全能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正是由于此国家在推行抑制消费的制度的时候，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抵制，以低成本落实"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为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进而提高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建立和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而引出的下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所推行的消费制度是否也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有关系呢？依据我对政府政策文献的分析，答案是肯定的。但此时不同于彼时，合法性资源与消费制度发生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上面说过，在50年代，国家之所以推行抑制消费的制度，部分是因为国家拥有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不仅如此，在国家领导人看来，抑制消费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权宜性的手段，它最终将为党和国家赢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因为一旦工业化的目标实现，人民可以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党和国家就能获得更高的声望。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在实行了20多年的抑制消费的制度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实际上还下降了。换言之，国家当年的"承诺"落空了。我们在这里暂且不提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动乱"对国家目标的神圣性的瓦解和解构作用，单是持续了20多年的物质、精神生活的贫困，就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耗竭国家原有的合法性资源。由此不难看出，要了解改革开放以后所实行的消费制度，不能不考虑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所面临的合法性资源枯竭这一关键性的背景和前提条件。

　　从改革开放启动之初的党政政策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之所以发动改革开放运动，同他以及集体领导层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合法性资源危机的体察和感知有内在的联系。关于党和国家的声望（合法性资源）下降的问题，邓小平说得十分清楚：

　　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1959年、1960年、1961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邓小平，1983a/1980：268）

　　邓颖超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现在群众不是说我们党威信下降了吗？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经过十年动乱，这么多的歪风邪气，这么多的问题存在着，我们党的威信是有所下降。（邓颖超，1982：720）

　　而导致党和国家的声望或威望下降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人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这一事实无形中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官方话语，而"社会主义优越性"恰恰是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之一。所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来，要化解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危机，重建党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办法之一就是发展经济，增加职工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魏昂德也指出，"党不再要求居民广泛的牺牲……它对消费者的需要做出了强有力的承诺。的确，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成为自我强加的党的合法性的标准。"（Walder，1986：224）]下面的引文是邓小平在1978年及随后几年的讲话：

　　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邓小平，1983b /1978：130）

　　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50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邓小平，1993a/1982：10-11）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1993b /1984：63-64）

　　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1993c /1985：116）

　　可见，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要体现和证明，为此必须发展经济，必须进行经济改革。而"社会主义优越性"正是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所在。所以，调整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展消费品产业，增加人民的收入，改善人们的消费生活水平，就具有重构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功能。

　　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8年）在私人消费领域采取了补偿消费的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年到1981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从62.1%上升到67.5%；相应地，积累在GDP 中所占比重从38.2%下降到32.3.%.与此同时，国家提高了城镇职工工资，恢复和实行了奖金制度。国家还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农民的收入，相应地为城镇职工实行农副食品价格补贴（房爱卿等，2006：4-8）。

　　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物质刺激和补偿消费的政策，不但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重构了劳动激励机制（即世俗化激励），而且由于消费品供给的改善和人民消费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党和国家迅速恢复和提高了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危机。可见，随着80年代中期全民性的消费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包括饮食、服装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家用电器消费的逐步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合法性资源也因此得以重构。

　　从改革开放初期可以明显看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成为老百姓拥护"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居民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国家重建合法性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尽管不是惟一角色）。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所制定的政策遵循的是"合法性逻辑".居民的消费不仅仅是手段，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首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因为它有助于恢复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事关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不仅如此，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有助于激励人们的劳动动机。

　　由上可见，从改革开放以前到改革开放的前期，国家在私人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即从理性化逻辑向合法性逻辑的转变（表1）。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经过1989-1997年的"适度消费政策阶段"（房爱卿等，2006：8-9）以后，国家在90年代后期（1998年至今采取了鼓励消费的政策（李通屏，2005；房爱卿等，2006）。到了9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产品开始出现过剩，特别是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市场需求疲软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国内消费的经济政策，如：在短短几年内连续8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降低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税率，征收存款利息税，提高城镇低收入者和公职人员的工资，推行消费信贷，延长节假日（并因此形成三个旅游"黄金周"），等等，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很显然，从改革开放初期"补偿消费政策阶段"向90年代末期"鼓励消费政策阶段"的转变，意味着私人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私人消费作为重建国家合法性的角色趋于弱化，私人消费的政治功能开始让位于经济功能，消费开始回归到经济的角色，相应地，在90年代末期，国家在私人消费上的制度安排开始回归"理性化逻辑"（表1）。

　　但是，出乎国家消费政策制定人的预料，90年代后期推出的一系列旨在扩大国内市场消费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则不能不联系到90年代后期所推行的集体消费的改革；而要了解这一改革，又不能不分析集体消费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演变路径。

　　五、集体消费制度的转型：从合法性逻辑到理性化逻辑

　　前面已经说过，在建国之初，由于资源的极度匮乏，国家采取了集中一切资源以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其中包括"低工资"与"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抑制个人消费水平是国家在当时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国家在城镇的集体消费领域却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也就是说，国家实行基本上免费的社会福利政策（医疗、住房、教育、工伤、养老、生育保险等）和就业保障政策，对职工实行全方位的福利庇护主义。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国家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集体消费）显然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允许的水平。因此，如果说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的政策遵循的是"理性化逻辑"，那么，国家在集体消费领域的政策显然没有遵循同样的逻辑。

　　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当时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低工资"政策具有弥补功能，但是，这种福利政策显然不能用理性选择来解释。

　　事实上，国家当时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主要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即：合法性考虑。社会福利政策是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性举措，是国家的"父爱"（郑功成等，2002：11）的证明。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集体消费（主要是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政策，遵循的是"合法性逻辑"（表2）。在一定的意义上，在全能主义和再分配体制国家，社会福利体系起到了一种"误识"的作用，它使来源于职工的劳动收入所创造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看起来是国家"恩赐"的，因此，它对于提高和维持国家的声望与威望具有重要的功能。换言之，它充当了生产和维持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任务，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它还构成神圣化劳动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低下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同时也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导致的国家财政问题以及财政投入不足问题，集体消费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境况（如：70年代严重的住房短缺）。私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双重短缺，使得国家在70年代中后期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资源危机。所以，改革初期国家把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作为重建国家合法性资源的一个途径，就丝毫也不令人奇怪了。

　　但是，一旦国家把集体消费的生产合法性资源的功能转让出去（如：转交给私人消费和其他民生自由领域），原先社会福利导向的集体消费体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重新选择的问题。为什么呢？前面讲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补偿消费政策"阶段（80年代），由于私人消费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威望提高了，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得到有效的重建。尽管随后也发生过波动，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国家并不担心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消费（社会福利与保障）所承担的生产"合法性"的功能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在逻辑上，当国家借助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自由的获取而重建了合法性资源的时候，或者当国家已经不担心合法性资源问题的时候，国家便不必继续依靠提供免费福利（集体消费）来生产和维护合法性资源了。事实也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进行。

　　国家为了在90年代后期进一步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和效率，于1994年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该原则成为国家推行收入分配领域和集体消费制度改革所遵从的主要依据。于是，集体消费制度的改革开始按照理性化逻辑（即效率逻辑）而不是"合法性逻辑"来推行了（表2）。

　　事实上，远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消费制度就一直在被人们"问题化"（problemized ）。例如，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集体消费领域的欲望软约束，导致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同时，有限的供给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浪费现象严重（如：医疗浪费问题）；人们围绕集体消费资料的竞争采取了种种不正当手段（如：分房上的不正当竞争），使得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消费模式的弊端凸现出来，并被建构为必须革除的现象。然而，90年代中后期，在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集体消费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上，集体消费制度的设计者更多地考虑的是集体消费供给的效率，而相对忽视了公民在集体消费摄取上的公平与公正，忽视了政府对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忽视了集体消费所难以剥夺的生产和维护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功能。因此，"效率优先"成为集体消费制度改革的主要依据；而公平则仅仅成为附属的、应该"兼顾"而事实上常常难以兼顾的东西。①「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历史合理性、历史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吴忠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析（参见吴忠民，2004）。」所以，可以说，90年代后期所推行的集体消费制度改革，遵循的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集体消费制度所依据的"合法性逻辑"，而是"合理性逻辑"（即效率逻辑）（表2）。效率逻辑于是从劳动动机的激励延伸到了集体消费领域。

　　

　　国家在90年代后期对集体消费的改革还同集体消费与劳动激励的分离有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对劳动、人事制度和企业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把个人的收入同个人的劳动贡献挂钩，多劳多得，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建立劳动合同制度和现代劳动纪律，使企业有权解雇不称职的职工，打破"铁饭碗".物质报酬的激励和劳动合同的约束，使得神圣化激励机制转变成为世俗化激励机制（即制度化的物质激励机制）。正是由于国家从"制度激励"的角度解决了劳动激励问题，使得集体消费不再承担劳动激励（神圣化激励）的功能，国家便可以放手按照效率逻辑对传统的集体消费制度进行改革。

　　归结起来，将上述国家在安排私人消费制度和集体消费制度背后的逻辑合并起来概览，便形成了表3：

　　

　　可以说，国家在50年代初采取抑制私人消费的政策和在90年代末采取抑制集体消费（主要是社会福利与保障）的政策，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二者皆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冲动".在50年代，抑制私人消费是为了腾出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而在90年代后期，压缩政府对社会福利和保障（集体消费）的支出比例为的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以便腾出资源用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在50年代初国家所要抑制的是私人消费，而在90年代末国家所要抑制的是福利和社会保障（集体消费）呢？二者均同合法性资源有关。在50年代，党和国家有着崇高的威望，有着十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作为政策推行的基础，不必顾虑压缩私人消费所引起的社会反弹。同时，由于集体消费（社会福利与保障）具有生产和维护国家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因此，不论国家财政如何困难，国家也要建立和维护。在90年代，由于劳动激励采取了制度化的物质激励方式，国家没有理由直接压缩私人消费。相反，恰恰由于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私人消费带来改善和民生自由的实惠，国家才重建了合法性资源，因此，国家便可以不再继续倚重集体消费来承担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维持的功能。于是，国家便借"效率优先"的名义拿集体消费（社会福利与保障）"开刀"了。但国家在集体消费上的改革却导致与其初衷相背离的后果：为了经济增长，国家试图启动国内消费市场，但集体消费的改革措施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私人消费支出。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分析政府政策文献入手，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中国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围绕劳动激励与消费生活的宏观政策演变及其规律，认为，在建国之初，劳动动机和消费欲求是一对影响国家政策的重要矛盾。为了迅速摆脱农业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需要建立一种持续性的劳动激励和社会动员机制，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国家却不得不同时抑制人民的消费水平。国家领导层认为，在一个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资源，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为此，国家在建国初期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和城镇居民基本消费品资料凭票证供应的政策，并借助"统购统销"制度来落实这些政策（这些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

　　但是，如此一来，劳动激励和消费抑制之间难免产生张力和冲突。

　　为了化解这种冲突，国家逐渐建立了神圣化激励机制，将劳动激励从物质激励转移到精神激励。不过，长期抑制消费的结果是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政治成本。到了"文革"的中后期，随着国家承诺的落空（长期的短缺和贫困）以及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国家不但面临神圣化激励机制失效的困境，而且陷入合法性资源的危机之中。从这个背景来看，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是要寻找新的劳动激励机制，而且是要通过摆脱贫穷（富民政策）来克服合法性资源危机。而提高居民的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发挥了"一箭双雕"（即：建立新的劳动激励和恢复合法性资源）的功效。

　　从国家的私人消费政策的演变路径看，在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在建国初期，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的政策遵循的是"理性化逻辑"，即：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目标，不惜牺牲一代人的消费生活水平，并采取措施来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求。在国家看来，人民必须"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搞建设".然而，随着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失效，抑制消费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事实上充当了重建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角色（尽管不是惟一的角色）。

　　所以，改革开放前期，国家在私人消费领域的政策所遵循的逻辑发生了置换，从过去的"理性化逻辑"转向了"合法性逻辑"，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还有生命力，是为了恢复国家的威望（即：合法性资源）。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构成新的劳动激励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国家的集体消费政策演变的路径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城镇的集体消费领域实行基本上免费的、低水平、广覆盖的政策，它所遵循的是"合法性逻辑"，即是为了体现"国家的关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它也构成神圣化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人消费水平和民生自由度的提高以及国家"合法性资源"的重建，集体消费原来所承担的生产"合法性资源"的功能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与此同时，随着制度化的物质激励取代了神圣化激励，国家也不需要继续倚重集体消费来扮演劳动激励的角色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时期集体消费的弊端便变得突出了，成为国家所要改革的对象。国家对集体消费进行改革所遵循的逻辑也发生了置换，即：从"合法性逻辑"转向了"理性化逻辑"（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是由于集体消费政策的逻辑置换，导致近期新的合法性资源问题的产生（王宁，2006）。

　　可见，在一个全能主义和再分配经济体制的国家，消费安排同劳动激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性目标必须依赖高度的劳动激励和社会动员来实现。但是，国家目标的实现受到双重约束：物质资源约束和合法性资源约束。物质资源约束大，国家就会"天然地"产生集中一切物质资源、提高资源动员能力的冲动。正是由于物质资源约束大，使得国家在50年代"理性地"选择"抑制消费"政策，以便集中一切能够集中的物质资源来尽早实现国家目标。但要使得"抑制消费"的政策能够落实，仅有国家的"命令性权力"是不够的，因为在实施"抑制消费"制度的同时，国家必需有能力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后者依赖于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和"说服性权力"来实现。

　　显然，没有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抑制消费的政策往往会导致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消极怠工的出现，而这正是"文革"后期的现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来补偿人民在私人消费上的"欠债".这种补偿消费不但有助于恢复国家的合法性资源，而且也有助于调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在不担心合法性资源的情况下，国家才在90年代后期实施了集体消费的自由主义式的改革。由此可见，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不但消费的制度安排同国家的劳动激励机制相关，而且二者（消费制度和劳动激励）的关系同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相关。的确，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不难辨认出国家在消费安排和劳动激励上的制度安排的逻辑轨迹。

　　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表面上看似乎包含许多"宏观行动者"的个性化偏好与不确定的"任性"成分，事实却未必尽然。从本文对围绕消费生活与劳动激励制度转型的路径分析来看，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出台，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逻辑路径的。意识形态性目标、物质资源与合法性资源均构成影响"政策循环"的约束条件。由于政策构成实现既定意识形态性目标的手段，"政策效率"常常支配了政策的制定。但是，政策效率却受到合法性资源的约束。正因为如此，国家政策往往是在"理性化考虑"（政策效率）与"合法性考虑"（政策价值）之间来回摇摆。

　　本文的言外之意是，政策社会学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这不但是因为国家政策事关千家万户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下，政策的出台似乎包含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而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对于各方利益主体把握政策的走向，以至于主动参与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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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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