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立宪是清末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环绕着中国是不是应该推进立宪政治这一问题，在清末新政中出现了持续的激烈的论战。本文通过考察清末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之间的论争，来揭示中国立宪政治所面临的内在矛盾。考察中国清末实行立宪政治的内在矛盾，对于当代中国人更深入全面地思考中国宪政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对于理解后发展国家采取西方立宪政治时所需要各种因素，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思潮的特点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立宪思潮发端于清代中后期，早在同治年间，士大夫中的一些精英人物，就对西洋的议会政治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中国人发现，西方立宪政治所具有的某些优点，恰恰是中国专制传统政体最为缺乏，而又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生存危机而最需要获得的。王韬就在其《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制度，在这本著作中，王韬把君主专制与民主政治的结合看作是巩固一个国家的君主与民众之间的“上下相通”的手段，因而也是实现“富强之效”的手段。⑴ 到了光绪初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同样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西方宪政。他认为，立宪与议会的好处是“集思广益”并消除君民之间的隔阂。⑵ 到甲午战争发前，陈虬、陈炽、许景澄、张荫桓等人，均以大体相似的方式和用语，介绍并赞扬了他们所理解的西洋议会制度。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从这些近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对西洋议会制度的认识来看，他们对西方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殊“效能”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正是带着对本民族特有的“问题”的关注，来认识西方文化的。然而，在这一认知动机下，中国人对立宪的认识发生了人们不曾意识到的“扭变”：由于人们认为，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在应付西方挑战时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是由于中国传统政体使君主与民众上下相隔，于是，在当时主张立宪 的士大夫们看来，议会政治的意义，并不是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约束，而是这种制度能够“集思广益”，“固结民心”。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话来说，“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由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其必自设议院始矣。”⑶ 其他有关介绍西洋议会政治制度的思想人物的看法，也大体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仅仅根据一种外来制度的“效能”，来认定仿效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以求实现该制度的“效能”的思想倾向和观念，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种“制度决定论”思想倾向的最基本特点是，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种制度的功效的同时，却忽视了该种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制度决定论”仅仅抽象地关注制度的“功效”与选择该制度的“必要性”之间关联，而没有、或忽视了“功效”与实现该功效的种种社会条件的关联。一种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又恰恰不能脱离这些条件。事实上，立宪政体所能达到的令中国人颇为惊羡的效能，是有着许多内隐的与外显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配合。而这些条件往往是该种文化原先所固有，而中国所没有的。近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政治制度时，往往都不自觉地具有这种思想倾向性。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产生这种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中的社会制度的这种错位理解，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很容易出现的现象。一般地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人们是很难摆脱这种态度和思维方法来认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这一特定的疑难困境，使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可能脱离这种切身的关怀和问题，来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兴趣。西方政教制度与它所表现出来的效果，给那些最早接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是直接的、强烈而鲜明的。其次还因为，长期处于闭锁状态的中国人在当时还不可能具有直接的经验与丰富的知识，去认识一种异质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尤其不可能认识到一种制度与该社会的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是在其自身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每一部分的产生功效，必须以其它部分的存在作为条件。然而，当人们从自己特定的关切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时，他们仅仅只注意到有机整体的某一方面和侧面。并且也只有这一方面和侧面，才足以引起人们的兴奋与兴趣，并对其作出反应。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政治制度与其他层面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也就不自觉地被人们忽略了。而且，从人们的认识过程来看，一种制度产生的效果较为容易被人们观察到，而这种制度得以产生效果的条件，却是处于相对隐蔽的、不易被人觉察的状态，这些内隐的条件对于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生活过，对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完全陌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难以了解。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当然，人们必须承认，制度决定论无疑还是有其“望梅止渴”的积极作用的，制度决定论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激发国民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感奋，以及以先进文明为参照点的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会促使人们以一些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从逻辑上看来，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然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方法有着其严重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具有在政治上引导激进化的潜在可能。更具体地说，人们的危机感越强，要求立宪的愿望也随之越强，这就决定了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根源。事实正是如此，清末筹备立宪展开以后，民间出现的三次要求立宪进程提速的运动，就是以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作为根据的。由此引起的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与持续的权威危机。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其次，制度决定论思维方式还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危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危机感越深，要求立宪的愿望就越强烈，而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却没有随立宪制度的建立而自然成熟。这样就导致从西方引入的先进的宪政制度与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完全脱节，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整合上的困难。并进而并引发政治危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在严复所说的“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中陷入空前的失范状态。清王朝权威提前崩溃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整合陷入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危机与混乱，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整合的失范则是在立宪运动激进化以后发端的。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反对者对立宪派思想的批评，来展示以制度决定论为基础的中国立宪思潮所潜含的矛盾。自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１年的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在立宪派与反对派或立宪缓行派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激烈的论争和思想冲突。自民国以来，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缓行派的思想观点就一直没有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如果从后发展国家早期现代化这一特定视角来看，人们将会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远不是“文化守旧”可以简单地一语概括。那些被斥为“保守派”人士的思想的内容，要比人们想当然认为的更为丰富复杂得多。下面，本文将进一步考察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之间是如何在立宪问题上展开思想论战的。这种论战对于认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政治选择上的冲突，可以提供哪些启示。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实际上，这种两派之间进行的思想冲突和交锋，反映的正是传统的专制国家，在仿效西方政体过程中存在的两难矛盾与困难问题，因而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厚的内涵。研究这种思想论争，对于理解清末立宪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困难，对于进一步认识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各种复杂条件和因素，实际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缓行派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清末反对把筹备立宪作为基本方针的人士，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人。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一种是基本上赞同立宪的方向，但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预备立宪思潮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一类人并不反对中国在未来某个时候走立宪改革的道路。他们认为，由于中西文化、社会和历史条件与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简单地仿效西洋宪政，将会对中国的变革，对现体制下的秩序稳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因而他们主张推迟预备立宪，到未来时机成熟以后，再考虑以渐进的方式来推进立宪改革。他们认为，在新政的现阶段，应以加强君权，发展实业，实行开明专制为目的。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御史赵炳麟、王步瀛等人,均坚持这种主张。于式枚可以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公开表示，中国的立宪应在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种态度使他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当时显得极为孤立，以致成为全国占主流地位的立宪派士绅的众矢之的。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士的政治态度与价值观念，与顽固守旧派的保守主义的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区别。他们并不否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的优点，他们也决非盲目的仇外排外论者，他们不否认立宪政治对于西方各国的作用和功效。他们甚至在原则上也认为，西洋的立宪政体的“文明”程度均优于中国现行的专制政体。这一类人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有过数次出洋考察的丰富经历，例如于式枚、吴寿等人。从他们反对立宪的言论来看，他们对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情势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与那些积极提倡立宪的人士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他们的观念和价值态度已经更为现代化了。以往学者在评价孙家鼐、于式枚等人的思想时，往往把他视为顽固守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一类人称之为立宪缓行派。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他们对筹备立宪的批评一定程度上确实指出了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简单地仿效西方宪政制度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正因为如此，通过对这一类立宪缓行派的思想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清末立宪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变革所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反对立宪的的第二种类型人士，是一些更接近于从官学化的儒家的“原教旨”立场来反对立宪运动的传统官僚派人士。其代表人物有御史胡思敬、翰林院侍读柯劭忞等人。这一类人对西方宪政并没有多少知识与兴趣，他们之所以反对立宪，乃是担忧中国传统政教风俗将可能由于实行立宪而遭到威胁。他们出于对专制君主政治的信仰与效忠，而坚决反对中国在任何时候实行西方式的立宪政体。这一类人数量并不多，在社会上已经完全边缘化，在当时的报刊与各种文献里已经很少见到他们思想的踪迹。我们可以把持这种反对立场的人称之为传统的政治守旧派。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以上两类人均是从保守的立场来批评立宪运动，他们把积极推行立宪的人士视为共同的论敌。然而，在以何种方式来拯救中国的问题上，两种人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必须指出的是，对立宪运动持批评态度并在报章上发表文章阐述己见的，大多数是属于前一种类型，即立宪缓行派。在庚子事变之后，由于大多数中国士绅和官僚在强大的外部危机和西洋各国的示范作用的压力下，已经认识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深拒固闭态度来应对现实危机决非明智之举。继续坚持１９００年以前那种以倭仁为代表的那种极端保守的政治立场的人已较为罕见，而且他们也很少在“新人云集”的报刊上去发表自己被人们视为”不合潮流“的观点。本文中引述的主要是第一种类型的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言论。这不但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因为考察他们的思想，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在清末立宪过程中，激进派的对立面是怎样思考中国改革的道路与目标的。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筹备立宪宣布以后双方的主要分歧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１９０６年８月的这次廷臣会议上，虽然立宪派与保守的立宪缓行派的分歧已经大体上显示出来。但由于预备立宪尚未进行，与立宪改革有关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这场有关立宪的论争还停留“条件论”与“危机论”之争这一相当关键然而却较为简单的层面上。自１９０６年９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方针后的几年中，随着立宪改革的推进，各种相关问题和矛盾的不断突显，保守派从而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和论据，来证明立宪对于中国不合时宜。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下面，本文进一步来考察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倾向以及他们保守政治观的理论根据。在清末立宪运动发展过程中，这种保守的立宪观，虽然并不占有主流地位。甚至可以说，在立宪运动浪潮日益高潮的情况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些立宪缓行派所提出的问题，却颇多发人深省之处。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立宪论战中这些立宪缓行派的言论综合为几个方面，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在立宪问题上的保守人士所提出的许多论点，并不是以现代人所擅长的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这些论据大都体现在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论争之中。与立宪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的这些观点，仍然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恰性与系统性。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一 中国需要立宪体制还是开明的专制政治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立宪派认为，立宪在民众中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以及对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乃是使中国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寄。中国需要的是立宪政治，而不是已经失效的专制政治。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然而，一些立宪保守派人士则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实行开明专制要比实行华而不实的立宪政治更为合适。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权威不足，无法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立宪并不是对症良药。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中国需要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危机。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可以作为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从表面上看，专制政体不如立宪政体，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理由。刘氏认为，中国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的不同的。他指出，“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既然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病脉”不同，“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 （9）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刘氏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是以西式的宪政民主制度，还是以开明专制主义的方式来主导中国的变革与经济进步。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专制”型的权威政治，通过集中的国家权威的主导与监护，才能得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官骄吏窳”的问题，正如西方当年暴君政治只有通过立宪来解决一样，如果用立宪来解决中国的“骄、窳、疲、困”，则无疑是开错药方，南辕北辙。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刘氏还把一个国家的“君权之消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的标尺。他甚至断言，“入其国而法度修明，百废具举，必其君之骏发严肃，神圣不可侵犯者也。”他的理由是，君权是民权的基础，君权的本位，民权是动位。如果君权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则由于没有了依托而失去意义。这里，他还进而指出，如果他国立宪，中国也“张皇其说”而立宪，那无异于一个医生不问病者的脉理和症结，用猛药来治萎弱之病。刘氏的结论是，“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10）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其次，立宪缓行派还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开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立宪。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陆宗舆留学于日本，在立宪保守派人士中，他是一个见解和眼界较为开阔的人物，他在１９０５年８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代表性的见解。他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Jpe孤独书斋学术网
但他认为这只能心照不宣，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滞塞的国家，少数先觉者不可能取得国民对其意图的完全理解和支持。这种先觉者既“不可畏难而易作辍，又不可激进而招失败。”他认为日本的成功正是这种“圣君贤相专制”的“守要不惑，行之以序”的好例子。在他看来，并非加速立宪就一定会导致富强，因为“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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