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无论是从规模上说，还是就其雄心而言，50年代苏联顾问在中国实施的计划也许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在50年代，来自从黑色冶金到体育部门等各行各业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到中国去帮助那里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这一计划十分庞大，但有关这方面的书，尤其是从曾在中国工作过的顾问的角度写成的书很少。最近，俄罗斯公开了以前未对外开放的档案，也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使我们可以对这一重要计划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并对这一计划对中苏关系的影响重新予以评价。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改变研究状况的可能性有助于我们对原来的事实有一个新的理解。例如，我们在本文将看到苏共中央不仅控制着在中国实施的苏联顾问计划，而且同时在苏联国内也使用同样的管理方法。苏共中央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自上而下地发布指示，而几乎根本不考虑其指示和决定所影响到的部门或事情。苏共中央对安全问题表现出一种狂热，但是缺乏对下级部门的监督。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苏联顾问计划受制于来自上级的命令，即受制于苏共中央的各个部门。苏共中央是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对所出现的问题反应很迟钝。它在苏联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也是很孤立的，往往难以掌握最新的或者是真实的信息。苏共中央自以为它知道对其问题而言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苏联档案馆的材料揭示了这一点。就连影响到中国前途和未来的重大决策方面，档案中也几乎只字未提中国的参与。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此外，苏共把精力集中在安全问题上，这制约了政府和人民之间本来很简单的联系，而且降低了工作效率。苏共中央尽管在选择顾问问题上实行了严格的程序，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安全检查，确保他们有正确的“立场”，但当这些顾问一旦到了中国，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也就随之结束，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方向可言。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学习苏联史的人对这些情况都不会感到意外和吃惊。在外交事务中这些特征也没有经常被视为重要的因素。现在人们还有理由指出是，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了中苏结盟的瓦解，而本文要说的是，苏联的这些管理特征也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许许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的证据，写出一部具有结论性的书，全面阐述50年代民间合作的历史以及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苦涩中告终的原因。新近公布的一些材料揭露苏共中央在顾问计划管理上出现过失误，我们应该承认这也是导致举世闻名的“中苏友谊”结束的一个原因。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新旧资料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随着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政治形势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的未曾面世的资料，这使得我们可以对已有的文献进行评价和扩充。例如，几乎所有的苏联时期的资料都表明在1950至1959年期间苏联把一万名专家派到了中国，不过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说明这一数字的出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的清单见对I.V.阿尔希波夫的采访，《变化世界中的苏联与中国》(莫斯科1989年)，第44-45页。)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此外还有许多有关苏联顾问所产生的影响的统计数字，但同样还是没有说明出处。(O.B.鲍里索夫和B.T.克拉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7年》第2版(莫斯科1977年)，特别是第2章；L.V.菲拉托夫：《1949—1966年苏联对中国科学技术援助的经济评估》(莫斯科1980年)。)尽管苏联学者长期用一万名顾问这个数字来说明苏联对在华所履行义务的重视程度，但迄今为至，还没有出现一部与此有关的真正的学术著作或文章。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苏联时期，曾到过中国的专家顾问确实撰写过在华的经历，但除个别以外，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没有细节的描述，而是大讲特讲苏联对中国所做的贡献。(最好的回忆录是M.A.克罗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专家》，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译(纽约1964年)。其他还包括A.A.阿尔森切夫的《红星照耀中国》(辛菲罗波尔1959年)；N.S.巴本的《扬子江上的彩虹》(莫斯科1959年)；N.费德林的《中国回忆录》(莫斯科195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出现了一些简单描述50年代中苏关系的文章，可是这些文章更加着眼于毛泽东-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顾问的实际工作。(N.T.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近现代史》1992年第5期，第98-113页；I.V.柯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77-91页，及1991年第6期，第83-93页。)中国方面现有的与此有关的资料也大致如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北京1991年)；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北京1983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1987年)；以及师哲：《伴随毛泽东》，《远东问题》1989年第1期，第139-148页。)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仅仅是参与者的数目以及这一计划的庞大的规模——彻底重建中国——就使人们难以相信迄今为至居然还没有人对苏联顾问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认真的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做一初步的尝试。本文不是从中苏关系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研究两国间的关系，而是从那些曾被派到中国在工厂、企业和学校与中国同行们并肩劳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的角度，在微观组织层次上来探讨两国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即调查、了解这一联盟的低层次参与者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和苏联更全面的关系。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本文所依据的部分档案资料是从控制着顾问计划的前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找到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组织，如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1993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去查找那里的档案，但还是失败了。)要正确评价这一计划，仅仅依靠这些档案资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资料表现了苏共自己的偏见，并有所删节。(〗我查阅资料的地方是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苏联外交部档案馆。)首先，当时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见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行色色的外交官、苏联政府官员、克格勃、报刊、党的工作人员、青年组织以及工会干部。所有这些人都明白，他们是在正式地向苏共中央做汇报。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苏共中央的第二个问题，坦率地讲，是其组织自身。苏共中央在50年代是极其官僚化的。有时有几个委员会、部门和分支部门在管理着同一个领域。这造成它们之间联系迟缓，因为它们都陷入于日常的文牍工作中。任何一个有待于解决的细小问题，只要涉及到苏共中央和另外一些有关部门，如苏联外交部，就会变得复杂棘手。此外，这些部门的成员特别谨小慎微，并且很不情愿做出决策，从而阻碍了他们对中国形势进行客观的估计。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不过，有关苏联顾问计划的官方档案中有一些资料来自计划的参与者，这些资料更加翔实，更具有个人色彩，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我找到并采访了其中的30多位，从而丰富了苏共中央有关这一计划的资料。(1993年2月，我通过在《真理报》和《莫斯科真理报》做广告而找到了这些前顾问。我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这使我在采访时能够对其行业和在华工作的时间进行选择。)这些档案材料也有不足之处，原因在于每个苏联顾问在中国的经历各有不同。有些接受采访的人年事已高，这不能不加以考虑，因为他们愿意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说明自己。他们的个人回忆录情况也是如此，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参照了他们的回忆录。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我在本文中所使用的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我所进行的采访以及回忆录，其目的在于让人们有一个有关顾问计划的总印象。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些资料，不过它们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以前不曾知道的一个侧面。我尽可能把它们结合起来，互为对照地进行检查，其结果就像一个蹩脚的手工织品或花毯。虽然有些部分加工处理得不够精细，但从总体来说，它为苏联顾问计划构勒了一幅较从前更为全面的图画。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关系开始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条约的英文本可见黛博拉•凯佩尔：《一个红色工厂的梦想：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遗产》(纽约和伦敦1994年)，第118-124页。关于秘密协定的讨论，参阅谢•冈察洛夫、约•刘易斯和薛礼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第121-129页。)这标志着中苏友谊的正式开始。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最初几年里，苏联派遣一些代表团和顾问到中国去讲学。(苏中友协官方杂志经常介绍代表团的访问情况。请参阅《人民中国》(北京1950-1953年)。)但是中苏联盟并不像两国希望世人相信的那样密切，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猜疑和敌意。只要斯大林在世一天，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帮助就是最低限度的，主要限于零散的讲学以及苏共官员的对华访问。在1950年至1953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书本和文章的指导。（参阅凯佩尔的《一个红色工厂的梦想》。)两国之间缺乏密切关系这一事实无意中被记录在苏共官方的档案中。从当时中央的组织形式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地位并不比别的人民民主国家高。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联马上予以承认。然而，对处理对外关系负有监督责任的苏共中央一直到1953年仍然由一些处理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关系的部门和分支机构来处理中国问题，而对于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事务则有专门的对应部门。一直到1953年3月苏共中央机构改革以后，中国这一名字才出现在其组织机构图中，那时它被合并在负责蒙古、朝鲜和日本事务的部门中。这似乎表明在很长时间里苏共中央一直认为不值得把中国的地位提高到人民民主国家应享有的高度。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上台，两国关系中的个人障碍得以消除，这至少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真正帮助中国重建的计划开始了，苏联几乎所有的重要部门都派出顾问到中国工作，苏联人开始帮助中国在各地修筑铁路，发展工业，建造桥梁和工厂。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苏共中央与顾问计划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他是个工程师和机械工，并从20岁开始就成为一名党员。他在32岁时成为乌克兰第聂伯彼特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县党的第一书记。)的领导下，苏联顾问计划开始松散地实施。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在华最高经济顾问，(在1993年2月23日在莫斯科采访阿尔希波夫时，我问他在中国时，他在哪个政府部门，他答道：“我不为任何人工作”。后来他解释说，他是斯大林的私人使者。)于1950年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交往。这位未来的苏联顾问计划的首脑在中国呆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返回莫斯科担任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直到1953年8月。斯大林死后，他再次被派到中国，这一次是去指导苏联扩大对中国经济恢复的援助。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开始，苏联为其援华顾问计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一期间，有更多的苏联人被派到中国。同时我们还可从保存在苏共文献中的费德林(费德林早期担任阿尔希波夫的翻译。40年以后，他深感痛惜地说，“苏中两国的关系的发展在专家们毫无觉察的过程中结束了：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是一批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人。”见《斯大林与毛泽东》，《近现代史》1992年第5期，第98-113、109页。)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1954年7月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在华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工作情况的详细描述，这样的描述还是第一次。这份报告和其他类似材料一样使我们得以从内部来了解这一计划，了解苏联当时在中国介入的规模。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中苏关系的动力，至少从苏共中央的角度来说，是很清楚的。这个关于苏联顾问在华工作情况的描述反映了苏联在解决问题时是通过指令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同时也反映了苏联无视其决定所涉及到的参与者，即中国方面。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从费德林的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未曾提及的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的内部工作和活动情况，这些人被称为苏联高级顾问。他们首先讨论了如何改进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如何同中国各个部门的领导建立起更为密切更为事务性的关系。他们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的中国的紧迫问题上。讨论内容涉及到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角色和作用，发展一些工业部门，特别是铜和焦炭生产的可能性，以及发电站的建造。这些高级顾问们还讨论了许多他们认为是中国薄弱环节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项目计划方面，在地质勘探方面，而这些方面在许多地方被指责是妨碍了建设。他们在这些领域制订了目标，中国在城市规划上也进行了努力，其目的在于促进他们计划的未来项目的工作。在其他方面，他们还讨论了改进销售工业产品的方法，以及创造一项铁路运输发展和水路运输发展为一体的计划的途径和方法。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报告中还说，高级顾问们听取了曾经到新疆调查畜牧业问题的苏联专家对情况的说明。此外，他们还听取了一个苏联能源专家在华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该报告中包括许多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批评。之后，高级顾问们提出了一些旨在改进工作的建议。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苏联高级顾问是如何就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同中国同志进行交流的呢?如果说中央的报告是可信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决定都是由高层的苏联顾问做出的，很少有中国人参与其讨论，其中未提起任何一个中国人。报告简要说明，在讨论了中国的诸多问题之后，苏联高级顾问们就此提出了建议，并马上通知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苏联人立即把自己以为是中国的最紧迫的问题的建议通知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领导。费德林在报告中说，高级顾问们以为这将有助于其建议以较快的速度得以实施。这个报告还列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从苏联人的立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个例子说的是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中国方面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个小组的苏联人显然在早些时侯就指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呈送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道，1954年1月，在苏联方面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命令劳动部、中华全国商业协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劳动力问题上进行合作。据该报告说，中国政府迅速指示各部门要加强工人的劳动纪律，建立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和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以此来改进劳动法，以便消除现有的工资制度中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取消最重要的部门和行业的工资等级制。苏联顾问注意到，中国的劳动标准在迅速提高，其速度比苏联还要快，因此也建议中国对此予以修正。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这个总结报告的准确程度如何呢？我们未找到任何文献资料来说明这种建议是由苏联高级专家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并监督其实施的。这样一份报告肯定让苏共中央人士感到震惊，因为苏共中央组织非常官僚化，以致于答复一封简单的信件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苏共中央本身包括许多部门，所有这些部门都负有单独的时而是互相重叠的责任，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易于造成混乱而难以操作的机构。那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如果有幸要听从苏共中央的指示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个过程是如何的消耗时间和精力，是如何的艰难。例如，1954年4月，中共宣传部向苏驻华使馆索要三个不同部门领导在苏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的复印件。发言内容其实非常一般。(题目是“党组织思想工作的任务”，“地方和党的科学文化部门完成苏共中央第九次会全规定的任务”，以及“现阶段的苏联文学”。)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但是，索要发言稿这件事带来了许多麻烦：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国内若干个部门信函交往不断，最后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根据苏共中央的解释，前两个发言稿只是针对当地工作所发出的指示，其内容仅供内部使用，没有任何针对中国的东西。苏共中央说，关于文学方面的发言稿并不涵盖整个文学领域，而仅指几个专门问题，况且，发言稿还只是草稿，没有打印出来，因此也不允许寄往国外。苏共建议中国方面参阅发表在《党的生活》和《共产党人》上的苏共中央官方文章。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中国UYc孤独书斋学术网
在苏联历史上，苏共中央控制着顾问计划这件事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一计划有着崇高的形象和声誉，而且需要在旅行和工资等方面增加开销。但是下面一部分将显示，当苏共中央介入到顾问人选的选择时，苏联政府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在负责将顾问送往中国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与他们保持联系。大量的报告表明，官僚主义常常遭到失败。与中央委员会打过交道以后，中国方面感到请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到中国生活和工作非常方便，摆脱了官僚主义，也能迅速对各种询问予以答复。毫无疑问，大多数苏联顾问在其所在的工作领域里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中苏联盟初期中国的宣传是可信的话，那么这就是个例子。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顾问都说，苏联顾问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们努力回答各种疑问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过，那些被派到“秘密”或“保密”部门——如核电开发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却是不幸的。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不安。1957年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分被派到中国的人从未被告知哪些东西可以透露和哪些东西不该透露。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决计保持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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